一些优秀的学生毕业后不做科学研究而去了投行工作，曾让著名科学家饶毅深感惋惜。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的观点却与饶毅截然相反。在他看来，科学是“三轨”的——发现、创新、创业制造，“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制造出药物，依然不能让这个伟大的发明发挥商业价值，使人类受益。然而，当年制成药品的是外国公司，中国的企业家在哪里？那个时代他们在沉睡”。
近日，徐小平在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主办的第五届“未来三十年海归使命”论坛上，向饶毅教授“喊话”：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创业创新的浪潮中。这也是他的梦想——唤醒中国社会潜藏的创业创新力量，点燃一代青年创业创新的意识，提升创业者创业创新的素质，改善创业创新的辅导和孵化环境，但最重要的是改善创业创新的价值观的、思想的环境。
中国创业活跃为何质量不高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创业活跃，但是创业质量不高的状态。”这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高建，连续十几年做全球70个国家参与的创业研究得出的结论。
他观察，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创新较少；二是企业成长得不好；三是绝大多数创业者仅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国际化程度不够。
海归在中国创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作用无可替代。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表示，老一辈海归更多的是把世界的知识引入中国推动国家发展。新一代海归未来30年要更多在中国“走出去”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各方面“引领向前”。
对于海归来说，想要引领首先要融入。“如果不接地气，海归在中国市场很难发展。”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有特殊的结构和逻辑，在引进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又不断调和政府与市场、散户和机构、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等矛盾，“海归一定要理解今天的市场有巨大的机会，而风险同在。要从价值观开始，记住核心理念，永远不要突破底线”。
一些虚假融资、恶俗营销等无底线事件，常常让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感到“崩溃”。他看到过一个创业公司的广告语：烧投资人的钱，博用户的心。“这两者的商业逻辑在哪里呢？”他认为，创业需要回归理性和常识，否则中国的创新创业“没有土壤”。
“企业的伟大性一定基于独特性，而独特性一定植根于思想深度。”王强曾去韩国考察娱乐业，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韩流”为什么会迅速越过地理边界“征服东南亚甚至全世界”呢？
韩国三大娱乐公司给了他答案：我们坚信亚洲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家庭”的理念是共通的。无论设计产品还是培养艺人，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探讨把什么样的韩国元素放进去。
这值得中国创业者深思。
政府应该扮演“最大孵化器”的角色
“为什么一些留学生的态度是‘回来捞一票，弄几轮投资就走’？”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坦言，海外留学生群体接触最前沿的科技，手里有大量优质的创业项目，但是国内还没有形成高质量的创业服务环境，让一些人产生了投机心理。
他认为，让留学生回国长期创业，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开放的环境，“政府提供的就是帮助，你往后退，把所有的资源真正分享给创业者，他们才能放开手脚”。
毛大庆去国外调研发现，美国大概99%的企业都是小微企业，因为生存环境非常好，大量的公司不用“长大”。以色列一些市值很高的公司员工却很少，一大原因是社会的创业服务和环境特别好，公司不需要请很多人做事。他表示，中国未来提升创业质量，有赖于更多社会资源的分享，提高企业的生存率和创业效率。
在王强看来，创业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口红式的，“不改变你是谁”；第二层是手术式的，就像整容；第三层是基因式的，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的创新所在。
他对以色列创业的大环境进行考察后发现，政府扮演的是“最大孵化器”的角色。王强认为，中国的创业也需要“更高层次”的孵化功能，因为它涉及全方位的资源调动。由政府直接担负真正扶植“创新创业这个神经末梢”的服务功能，然后创业者深刻理解创业的层次，再匹配资源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这样才可能构建一个多层次、多角度、使创造力爆发、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创新创业。
“在中国2C的互联网创业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本应有更大创新的2B的创业却上不去？”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流通渠道的腐败问题，“只要买方的出钱者和决策者不是同一个，就留下了腐败空间”。所以，中国的创业创新进一步发展，法律制度需要更完善。
创业创新的生态环境建立有待各方努力。邓锋认为，首先，大企业要尊重小企业。很多大企业用小企业的服务，几年后才付款，“大量的小企业被拖死了”。第二，投资人需要尊重创业者，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地拿回报，“投资人付出最多的是钱，创业者付出的却是宝贵的人生”。
创业教育不是一门课
“未来社会是一个个性化消费和生产的社会。”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预计，在“私人定制化”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小企业，需要大量创业带来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现在“埋下创业创新的种子”，准备好人才，未来才能在新的工业革命来临时抓住机遇。所以，当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为未来社会带来“福利”。
做了20年创业创新教育，高建仍然有一种紧迫感。他分析了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教育体系，发现相关课程竟然有160多门，“这意味着对创业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入”。
“刚开始创业时，很多人不知道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也许是资产、也许是人。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老师的教学方式，改善教育的生态体系。”高建介绍，清华大学2013年成立x-lab，不做孵化，不重视项目，“就是培养人和团队，让学生有创新的干劲儿，提高综合能力”。
在汤敏看来，创业教育不是一门课，创业需要更开放和发散的方式。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准备用“案例的方式”在中国社区进行社会服务创业，“课程”向全社会开放，“不仅是大学生想创业，白领、农民工、复员军人等群体都有创业意愿，但是不知道创什么。我们培养他们到小区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从中发现机会”。
“很多创业成功人士并不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杨保成认为，高职高专院校很难和名校在学术上竞争，但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使他们发挥综合能力的创业创新教育方面很可能做出典范。他介绍，今年黄河科技学院有7%左右的应届毕业生投入创业。
无论高技能人才还是名校学霸，无论海归还是土鳖，都站在同样的时代风口上，未来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