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在北京】央华时代:看不见的人 看得见的感动

2016-01-12 13:18 千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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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陪我看电视》或者《暗恋桃花源》,或许很多人就不会知道现在的赖声川,也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如梦之梦》、《宝岛一村》、《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冬之旅》……

可以说2008年的某一刻,应该是中国戏剧的转折点,构建、亲历并让戏剧沿着这个拐点一路走下来的人叫王可然,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华时代”)的总经理和制作人,“我们不仅仅是文化商人,我们是用品鉴艺术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创造力改变中国人生存品质的工程师。”这是王可然为自己出发时制定的方向。

你看那水里的灯 好像梦中的景象

王可然刚开始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戏剧专业,因为热爱舞台和生命的关系,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瞬间就感觉到这是他此生此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70年代的人在价值观上,理想主义比现实主义更具有感召力,我们那时候的理想就是价值观。今天有理想的东西,但是站在现实的考量之上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质。”

那时候的王可然觉得戏剧能承载自己的人生观。但大学毕业后,他却大概有十年都没有从事戏剧工作,“因为我当时的人生观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观,文以载道。戏也要载道,我认为舞台上的东西,应该能影响到观众。其实这是戏剧观的终极理念:戏剧最终是要和观众一起完成的,没有观众就不成为戏剧。在毕业后的十年中,我看到戏剧已经远离了观众,远离了剧场,一点一点的有了距离。开场的时候满场的观众,到散场的时候只剩下两成的观众了,戏剧已经不能承载我对生命状态的价值,所以我远离了它。”

在王可然的回忆里,对于戏剧的感情复苏源自《暗恋桃花源》,“当时我们的信息很闭塞,根本不知道赖声川导演,在当时赖声川还不是一个知名的品牌。但当我来到剧场,大吃一惊,看的过程当中,我有点懵了,原来戏剧是可以这样的……在紧紧扣住每一个人的心的同时,还那么有意义、那么有意思、那么深刻、那么尖锐,我的第一反应是戏应该是这样的。”

大概过了两年,王可然有机会制作一部戏,而这部戏是准备为央视新演播大厅也就是当时亚洲最好的剧院做开幕戏。

结果在选择导演的时候,王可然对推荐给他的导演都不太认同,“我觉得戏剧得对得起观众,能够让大众喜欢和接受,要好看也要有价值。中国戏剧的发展当时还没有到后现代主义的阶段,欧洲主流国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财富积累,才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戏剧必须关注人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和情感方向,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戏剧从业者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跟欧洲国家的某些戏剧观融成一片,需要所谓碎片式的个性,必然远离大众,拉开大众与戏剧的亲近感,这是不行的。”

王可然认为,当时中国的戏剧市场还远没有到达市场化的阶段,《电影之歌》拍得非常炫,却没有戏,《西望长安》可以在全国巡演,主要因为主演是葛优。“忽然有一天,有人向我推荐了赖声川,我心里知道这才是我一直要等的那个人。”

《陪我看电视》巡演去了十个城市,所到之处,场场轰动,“我一直秉承着一个理想,让全中国有文化消费意愿和文化消费能力的人做到无差阶欣赏,都要在剧场里得到感动、欢喜和安慰,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定下来的目标:戏剧不是只专供某个小阶层的人来看的。我们要做到让以前不曾进过剧场和进过剧场的观众一样没有距离的看戏,我们要做到十个城市的观众都一样,对戏剧产生感动和产生思索,前提是尊重选择我们的观众,而绝不是让观众感觉到被灌输,这就对戏剧的技术提出了高度要求。从上海到郑州再到台北,一路走来,每一次谢幕我都看到了,我们做到了。参演的史可对我说,演了那么多年的话剧,第一次演了一出观众喜欢、演员喜欢、领导也喜欢的戏。我回答,好的作品,所有人都会喜欢。”

什么味都有 但你就是吃不出是什么味

王可然觉得自己参与并亲历的戏剧梦想,是中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开端。让全中国希望享受剧场的人去享受剧场,这应该是中国戏剧生存的大空间。

《陪我看电视》之后,王可然前去台湾交流,在高雄看了赖声川导演的《宝岛一村》。“看戏的时候,剧场里所有人都震撼,我也一样。这部戏就是我对人与舞台关系的最好的注释。第一分钟笑,第二分钟就泪流满面了,用那么好的戏剧手段把戏剧人群牢牢地压在了剧场。这个戏的成本很高,但价值也很高,当时,想把这样的作品带进来,很难,但我想,能把我的心用车轮碾压过几十遍的戏,难道就不能把别人的情感拉住吗?不惜一切也要做。”按照王可然的说法,这部戏真正改变了很多人和很多事的轨迹,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离开戏剧,而央华时代的灵魂也渐渐丰满了起来。

王可然给自己的定位是制作人,“制作人就是要呈现最好的作品,他的职责是发现并生产,组织生产和市场的关系,呈现市场的消费习惯,如果制作人要做到这个标准,压力巨大。做演出商难,必须要有对产品的责任心,当时整个中国居然没有,我只有自己做了。我喜欢做导演,但我必须开始做制片人。”王可然回忆,公司当时最惨的时候,公司账上只有三万多块钱,但要支撑一千多万投资的戏,“到今年之前,我们从没拿过政府、企业的钱,也没有要过广告的钱。我们想保持剧场的纯粹性,希望用这种方式保持剧场的价值观和价值感。我有情怀也相信市场。因为你有情怀,就能相信别人有情怀。可以说央华时代走到今天就是抓住了情怀和市场的关系。”

王可然认为制作人必须是一个情怀的精算师,“但这个精算师绝不能看一时的票房,他应该看的是一世的票房,至少是五年的票房。我们的员工凝聚力非常强,大家集体的价值观和存在感都是一致的,因此做事情有尊严感和成就感。我们通过各种努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到那些从不进剧场,对剧场丝毫不感兴趣的观众都来看我们的戏,觉得我们的戏特别有亲近感。我们成功了,表现在市场成功了,戏剧艺术也传达出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亏。我经常听到人说,我三年前投得戏到现在成本也没回来,这样我还怎么投资呀?我们不比投资大小,我们要比投入和产出比的大小,我们甚至不去比较,我们做的是内心要的东西,是良性互动。我要靠票房的良性循环去推动市场,撬动市场,而不是靠赞助。”王可然认为坚持戏剧的纯粹性非常重要,靠戏剧的纯粹性和观众的互动关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就是喜欢戏剧。”

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 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今年央华时代去了36个城市,从一年一部剧到如今一年14部部作品,王可然认为根本原因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市场在觉醒,“正因为是在觉醒过程中,导致了当下的我们正在经历误区,首先是想简单照搬美国戏剧模式,都在把百老汇当作目标,拿着投资人的钱胡乱糟蹋。”

在王可然看来,支撑百老汇市场的是全世界的游客,美国用两百年的时间建立了属于它的文化高地,全世界的游客去美国必然去百老汇,但百老汇只有一个,它把全世界的精英都集合起来,才能扶植这个产业,“不是二三十个剧场,中国的百老汇就建成了。”

“另外一个观点是认为戏剧人群是小众。戏剧人群绝对不是小众。每个人都可以看戏,都需要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世俗国家,温饱以后,人们拥有了自己的时间,除了游玩之外就考虑的是心灵的平静和安慰,好的戏剧作品恰恰能够弥补人们的情感空间,所以我们的国家的戏剧内需极其庞大。大麦网的高层前不久找我谈合作,他说,数据告诉他必须要重视舞台剧了,因为截至目前,60个亿的票房,有将近35个亿以上来自剧场,数字还在上升。”

央华时代现在正在上的戏是《海鸥》,讲的是契科夫和他妻子之间非常优美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除了专业的人,知道的人很少,“很多人都觉得这部戏太过冷僻,不太可能进入市场,但我不服,我不相信欲望是唯一的出口,情怀是大众情感。与市场手段结合在一起就能成就市场消费习惯。我推动着《海鸥》在15个城市巡回演出,在这15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是靠票房盈利的,剩下的5个城市有一个打平,剩下的4个亏损,但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在这样一个娱乐至上、娱乐疯狂的环境下,让《海鸥》走了那么多城市,让走进剧院的人看到精神是有力量的,文化是有力量的。我们需要市场,但不需要迎合,因为纯粹依旧有市场。”王可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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