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 叶健） 在辞职转型的媒体人当中，秦朔不一定是级别最高的，但一定是名气最大的。动辄万言的长篇大论、每周几篇的高频输出、用词依旧浓郁深沉，和其他新媒体品牌相比，“秦朔朋友圈”显得太特立独行。当别人在谈轻松阅读时，秦朔在和你谈“文以载道”。创业之后，他变了很多，但也有一些特质，是他几十年未曾改变。
秦朔之变
在中国媒体圈，秦朔已经属于“教父级”的前辈了。作为传统媒体“黄金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带领《南风窗》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经刊物。随后又创办了《第一财经日报》并任总编辑。
在离职前，秦朔已经是上海东方传媒副总裁和第一财经传媒总经理，几乎是媒体人转管理岗的典范。但是，2015年6月，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他离开待了25年的体制。4个月后，他创办自媒体“秦朔朋友圈”，接连推出《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等长文引发热议。不到半年，“秦朔朋友圈”微信已经吸粉无数，微博粉丝也超过384万人。
创业前后，秦朔会有什么变化？
在采访秦朔之前，秦朔的助理就告诉记者，其实摄影记者可以不用来，因为他的办公室实在太小，小到根本拍不出气势和腔调，之前几家媒体来了之后，摄影记者都发现施展不开。
有了这番铺垫之后，所以记者走进秦朔的办公室时，才没有觉得任何惊讶。如果仍将秦朔看做从体制出走的干部，这个6平米左右的办公室确实显得狭窄，不过作为一名创业者，这种面积的办公室只是寻常。如今的秦朔，已经不需要再以办公室的面积来体现自己的身份。
记者上次见到秦朔时，还是他作为一名媒体干部，来到新华社参加座谈。彼时的他，若有所思的表情底下，是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今再见到秦朔，他虽然忙碌依旧，气色却显然好了很多，眉宇之间也舒展不少。
“是的，现在会更开心，以前我的时间自己几乎不能控制，现在的状态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对于创业给自己带来的改变，秦朔如是说。
以前还在体制内时，已然走上管理岗的他，每周一就会拿到一份表格，看到自己一周七天的安排。在这七天当中，需要参加各种会议，包括党委会、办公会、编前会、总结会、审片会……还有各类集团或者政府部门的会。“基本上六七成的时间都已经被安排光了，很多东西即使有思考也没时间写下来。”
创业之后，他的时间仍然排的非常满，内容却大为不同。
今年以来，他已经参加了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硅谷互联网大会、巴塞罗那通讯展。他还去过中东和印度，研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下周，他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以及到不丹研讨“国民幸福”话题。4月份，他又要飞到美国参加巴菲特的股东年会。
秦朔相信，未来中国的自媒体也会有机会采访“两会”，甚至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也可以像“赫芬顿邮报”一样提问。
除了行程之变，工作内容也大不一样。那个奋笔疾书的秦朔又回来了，甚至可以用“变本加厉”来形容。
“秦朔朋友圈”上线100天时，他已经写了23万字的文章。如今他依旧每周一篇七八千字长文，以及一篇采访和视频。在记者采访时，秦朔已经在准备下周的文章了，在搜集了近85页、7万多字资料后，秦朔一上午写下了349个字。
还有一次，他在深圳的宾馆里赶稿子，从晚上9点开始，一动不动地写到了凌晨3点，以最伤脊椎的方式，完成了那篇稿子。
显然，秦朔想写的文章并不好写，也不是拿着存货就能应付了事的。他统计过，差不多每篇文章从收集材料到出稿，差不多要十几二十个小时。为保证稿件质量，他现在每周至少有两整天的时间，关上手机闭门写稿。时间太紧就减少睡眠，工作期间，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即使再有激情，也让年近50岁的秦朔有些吃不消。2015年12月，秦朔有次在深圳参加活动后，短暂地晕倒并失忆了片刻，事后他还针灸了一下才算了事。他对自己的补偿，也不过是多睡几个小时而已。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秦朔难得地睡了8个小时，所以气色才看起来如此不错。
虽然在一财的经历显示，秦朔是位不错的经营人才。但现在，除了写作，秦朔几乎不用考虑其他事。“在公司里，我不用管人财物，没签过合同，没写过软文，就是专注将内容做好”。所有关于融资、变现、商业的事，都不在秦朔的考虑范围内。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与秦朔的江湖地位有关，可江湖地位也不能吃一辈子。对此，秦朔倒也想得通透，“人总是less is more，这些问题考虑太多，就没有办法写出好的内容。”
秦朔未变
秦朔变了不少，但他还是那个秦朔。
现在的秦朔，还是一身公务员最常见的衣着——衬衫外面是羊毛衫，外套是一件深色夹克，这是多年工作留下的习惯。
没变的不止衣着，虽然在做新媒体，尽管手机已是秦朔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但他还是放不下读报的习惯，因为报刊的系统性、脉络性正是手机碎片化阅读所缺乏的地方。
所以，刚创业那会，秦朔走进办公空间时，他就震惊了，“连报纸和书都没有，还说自己是做内容的，这不开玩笑吗？”于是，秦朔为大家订了不少书籍和报刊，将他的创业空间变成了“书香门第”。
纸媒式微的趋势已有目共睹，秦朔对此也不讳言，但他对媒体人的出路并不悲观，“在介质意义上，未来肯定主要是数字媒体。但内容生产的核心，还是得有料和有内涵，这正是传统媒体人擅长指出。我相信，越往后走，传统媒体的后劲会越大。不过，关于运营、推广、社群经济的维护，都是传统媒体人需要学习的。”
正是基于对优质内容价值的坚信，所以秦朔还是那个严肃写作的人。
之前在体制内转管理岗之后，秦朔有很多所思、所见、所想，却无暇书之笔下，这也成了他多年的胸中块垒，“我基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感受到了改革的脉络和温度，所以，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结构化这些内容。”
骨子里，秦朔还是个记者，还是那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书生。即使随着年纪的增长、地位的擢升，这些性格底色依旧。
最能体现秦朔书生意气的往事，当属他至少三次拒绝了体制的邀请。
第一次是复旦新闻本科毕业后，当时已经取得保研资格的他，认定新闻是实践的学问后，毅然南下广州，开启了媒体人生涯。
第二次是在《南风窗》期间，自美国进修归来，他也有机会成为一名副局级干部，他却以“全国局级干部何其多，但是《南风窗》只有一个”为由拒绝。
第三次正是在2015年，他离开了太过熟悉的体制，一头扎入了市场的浪涛中。
从记者到管理者再到记者，经历否定之否定之后，秦朔用25年的时间走完了这个圆，回到了起点。不同之处，当年他只是初出茅庐，如今他已是名满天下。
谈到“秦朔朋友圈”与其他自媒体的区别，这位已经拿下1个博士学位和2个硕士学位、正在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的人告诉记者，“一是研究驱动，而非眼球驱动，二是专注采访，而不只专注评论。”
在学者和记者两种身份之间，秦朔认为自己更接近后者，或者说是有学者气质的编辑记者。
在这个怀疑主义盛行的年代，秦朔认为记者的价值并没有变，还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因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有些问题总有人去弄清楚。记者绝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是通过调查、研究、采访、阅读，实质性地回答这些问题。”
谈到“秦朔朋友圈”的价值，他提到了“文以载道”——这个1300多年前，由同样来自河南、同样特立独行的韩愈发扬光大的理念，正是秦朔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曾经提出“告别GDP崇拜”的记者，如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词，包括“好人赚钱”、“良心资本”等，让诸多商业人士心有戚戚、若有所思。
秦朔的黄金时代
秦朔的离职，也体现了一种趋势，即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输出思想、而不是贩卖技能，以谋得体面的生活。
历史上，李白、杜甫是通过诗词歌赋博得显贵青睐；唐伯虎、郑板桥是通过贩卖字画谋得柴米油盐。到近代，鲁迅、张恨水可以通过文章获得可观稿酬。如今，小有名气的自媒体人，更是可以获得颇为可观的收入。而这，正是秦朔可以脱离体制的底气所在，
秦朔也深以为幸。“历史上，上海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中心之后，随着出版产业的兴起，让小说、文学能够变成职业，文人的收入从施舍的润笔费变为了固定的稿酬。如今，随着电影、杂志、自媒体的兴起，则是给了更多人以机会”，而不止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种选择。
伴随着像秦朔这样的知识分子走出体制，也起到了活跃思想市场的作用。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未来如果想要谋求更长远发展，必须要催生更加活跃的思想市场。如今，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中国的思想市场正经历着空前的活跃。
“中国思想市场呈现于出一种社交化、圈层化的特征”，秦朔告诉记者，“现在讨论改革、讨论供给侧改革的大群，可能都有了成百上千个，关于互联网、金融、科技的专家、文章更是多不胜数。”
借由愈加活跃的思想市场，体制也能汲取更多养分。
在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断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词汇，诸如“互联网+”和“工匠精神”。众所周知，真正将这两个词推向公众的人，前者是马化腾，后者是罗永浩。
像秦朔一类的人，虽然离开了体制，但是对体制的反哺作用却未见减少。自从“秦朔朋友圈”创办以来，就有不少文章被中国政府网转载，一些政府和部委也都邀请秦朔讲课、撰文。
此外，秦朔更希望他能进一步影响商业社会，尤其是商业文明的形成，但这，显然是更为浩大的工程。
中国不间断的商业实践至今也不到40年，反观美国，这一历史要追溯至南北战争，至今已有150多年。在漫长的年代中，中国已经出现了诸如《财经》、《财新》这样的优秀财经媒体，却尚未出现像《福布斯》、《财富》这样的商业杂志。经过近百年洗礼，不少企业家都会以登上《财富》或者《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为荣。这两份杂志的历史价值，正在于其对商业文明的记录和塑造。
1929年时，《财富》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曾表示，“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如今，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描述中国正处的时代，塑造中国的商业文明，正是秦朔和他的朋友们奋力追求的目标。
所以，秦朔正好遇到了他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