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生于制度还是孕于文化

2016-05-09 08:26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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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工匠精神:生于制度还是孕于文化

“工匠精神”这个词汇,在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后,成为中国发展语境中的重要概念。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如果没有“工匠精神”,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的。培育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

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工匠精神,古代我们有鲁班,近代我们有很多的老字号,如同仁堂、云南白药、茅台酒,现代我们有华为、中国高铁等世界著名品牌。但我觉得,中国古代、近代的工匠精神,留传下来的大多是美好的故事而不是世界著名品牌;现实中一些留传下来的老字号,不是在发扬壮大,而是后继无人,品牌的声誉和美誉度在变质、消失;在当代世界著名品牌榜中,来自于中国的品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现实。

于是一些人转而认为,不是中国人缺乏这种精神,而是中国不适合这种模式。工匠精神在当代,只适合于高成本高收益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如宝马汽车,因为高价格、高收益,所以适合于生产商付出高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成本去精雕细琢。反之,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国人消费水平处于贫困或温饱状态,他们不愿也不能购买高质高价的产品和服务,企业自然会选择低质低价、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我对这种意见的批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对应着消费的档次,但是与有没有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在古代和近代,中国人都很贫困,但是其工匠精神来自于哪里呢?现在中国人的需求结构正往高级化方向迅速地升级,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总计1168亿美元,这笔消费占据了全球高端产品消费总量的46%。但是这一波澜壮阔的消费升级趋势,并没有逻辑地转化为拉动本国企业工匠精神发扬光大的力量,而是转化成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显然,不是中国不适合工匠精神的模式,而极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使这种精神无处发扬,无法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

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只是更多地解决了中国人低端的“有无”问题,而非高端的“好坏”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过了物资缺乏的年代,因此发扬光大过去的工匠精神、追求中高端的转型升级很有必要,这是一种回归,回归职业初心、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缺少的不是“工匠精神”,而是缺少“工匠制度”。我们不要用工匠精神的浪漫,去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人们经常问,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不能通过制度创新,转变为工匠精神去创造物质财富?为什么这种聪明经常转化为它的反面:造假、模仿、偷工减料甚至为了赚钱而故意生产有害产品?工匠制度并不是哪路神仙来外生给定的,而是在经济社会体制系统的长期运行中内生的。

由此看来,缺少工匠制度还是表面化的解释,制度背后的相互作用的文化,才是缺乏工匠精神的深层次的原因,即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缺乏和必须重构的东西。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多少是提倡青年人去做一个扎实工作一辈子的“工匠”的呢?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能不能扪心自问: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人后去干制造业吗?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技工吗?显然,我们缺失的是社会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当然,未来为了鼓励形成工匠文化,我们也有必要在物质上给予工匠们必要的、持久的激励(如实施首席技工制度、给发明创造者产权等)。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让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成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一致共同的理念和行为准则,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应该就是不可战胜的。届时就是中国跨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刻,也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到来的辉煌时刻。

(作者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陶国琪(QT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