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汉阳江滩公园内建有大禹神话园“大禹治水”系列群雕，图为《大禹北方治水》高浮雕。
位于三峡库区重庆市涪陵区城北长江中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经过设备改造和水质净化后重新开放。
2016年8月19日，海南临高、保亭，洪水漫堤。
浙江省宁波市，用于测量宁波城区水位的水则碑。
每年的雨季，各地总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强降雨的袭击，造成洪水灾害。人类与洪水的抗争持续了数千年，事实上，洪水对于沼泽这样的生态系统是绝对需要的，它有助于土壤和地下水的补给。只有当人类栖息地占据河流正常的行洪空间时，洪水才变成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1.“鲧禹治水”传说或有新证据
在原始公社与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只能适应水的特性，趋利避害，即“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我国对于防洪治水的传说，最著名的莫过于鲧禹治水。鲧障洪水，是用堤埂把居住区和耕地保护起来的办法，但没有奏效，而禹采取的是“疏川导滞”汇流入海的治水办法，即疏通主干河道，导引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入海。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治洪水，通 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大禹的故事为儒家统治制度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但最近数十年，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这些故事究竟是否曾发生过。这也许是个神话故事，为了证明皇权统治的合法性而被创造出来。
不过，美国最新一期《科学》周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也许有助于回应质疑。地质学家发现了4000年前中国黄河发生大洪水的首个证据。相传这次大洪水后，夏朝建立，中华文明诞生。这一研究成果意味着，大禹创建的夏朝或许比中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建立时间要晚一些。
研究人员发现了三名儿童的骸骨，对骸骨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显示，他们死于公元前1920年，当时恰好是中国重大的文化转型期。这是首次发现这种规模大到足以引起文化转型的洪水。研究人员认为：“溃决的洪水为我们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线索，即夏朝也许真的存在过。”研究认为，夏朝始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不是之前认为的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说，大规模洪水的确发生过，而且发生于公元前1920年，这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时间晚了一个多世纪。
2.白鹤梁被称“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到了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堤防已较普遍，各诸侯领域都修有长堤保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决通川防”，即将黄河下游各诸侯领域内分散的堤防改建成统一的堤防。江浙一带河口、海滨，秦汉时已开始筑海塘（海堤）防潮。到汉代筑堤、堵口、开渠技术都有较大进展，并开始出现多种措施的综合治理，如西汉时期，郭昌在黄河下游裁减弯道三处。唐代在海河流域永济渠（即以后的京杭运河的一段）以东开挖减河，增辟新的入海水道，并在永济渠以西，利用大量的洼、淀滞洪。明代潘季驯在黄河下游修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四座减水坝（即溢洪堰）分减洪水；在淮河修筑高家堰使原沼泽地形成了洪泽湖，用以调蓄淮河洪水。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水则，即我们现在说的水位尺，就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如今保留下来的水则碑有三个。第一个是宋宣和二年，在苏州吴江长桥垂虹亭旁竖的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在明清之际就被损毁了，右水则碑于1964年时被发现，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第二个，是南宋时立于宁波市平桥河，1999年，考古学家发现此处水则碑。第三个是明成化十二年在绍兴河佑圣观前河中设立的水则，在佑圣观内竖立水则碑，现陈列于大禹陵碑廊。
我国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到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因此古人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较好，价值也较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3.从引洪淤灌发展灌溉农业
人类很早就懂得利用河水发展灌溉。四大文明古国都出现在大河流域，以灌溉为古代文明的基础。而最早的灌溉都是引洪淤灌，以后发展为引水灌溉或建造水库、调洪灌溉。
非洲尼罗河流域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利用尼罗河水位变化的规律发展洪水漫灌。公元前2300年前后在法尤姆盆地建造了美利斯水库，通过优素福水渠引来了尼罗河洪水，经调蓄后用于灌溉。这种灌溉方式持续了数千年。19世纪初，埃及引种棉花和甘蔗等经济作物。1826年开始改建旧的引洪漫灌系统，进行常年灌溉，1902年阿斯旺坝建成以后，又由水库引水进行常年灌溉。
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灌溉，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巴比伦时期。由于幼发拉底河的高程普遍超过底格里斯河，因而对开挖灌渠十分有利。这里最早也是引洪淤灌，以后发展为坡度平缓的渠道网。约公元前1700年，汉谟拉比时代已有了完整的灌溉渠系，干渠兼有通航与防洪的作用。当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还专门对堤防失修、冲毁土地的责任者作出了赔偿损失的具体规定。
我国古代与奴隶社会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井田制，布置在井田上的灌排渠道称为沟洫。传说沟洫在大禹治水时已经出现，到了周代，农田沟洫已形成系统，当时按其功用不同和所控制的耕地面积大小一般分作浍、洫、沟、遂、圳、列各级，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从农田排水的作用，形成有灌有排的农田水利系统。除了从河流中引水的形式外，当时还出现了人工蓄水陂池，即在天然湖沼洼地周围，人工筑堤构成小型蓄水库，可以调蓄河水和天然降水，提高灌溉保证率。《荀子·王利》曾指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
4.诸葛亮曾颁行护堤命令
我国古代各朝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目前所见最早的防洪法原件是章武三年蜀国诸葛亮颁行的护堤命令，“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
唐代江河较少决溢记载，有关防洪法的条文散见于《唐律疏议》的刑法之中，主要有主管官员不及时修筑堤防而导致灾害者，按情节严重程度惩处；对于掘堤盗水灌溉而引发决溢者和故意破坏堤防者，都有相应治罪条文。
宋代黄河决溢频繁，除在《宋刑统》中保留唐代有关护堤条例外，还有其它一些零星记载，例如元祐六年针对有人盗拆黄河埽工木岸的情况，决定“以持杖窃论”，并且对于如此严重的毁堤事件，即使刑法条款规定可以不发配的，也要从严量刑而“配邻州”。宣和二年编有《宣和编类河防书》，其主要精神是：“元丰之制，水部掌水政，崇宁二年十月有司请推广元丰水政”。这部法规长达292卷，可见其详密的程度。
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系统防洪法令，是金代泰和二年颁布的《河防令》，内容是关于黄河和海河水系各河的河防修守法规，其主要内容有：每年要选派一名政府官员沿河视察，督促地方政府和水利主管机关落实防洪措施；水利部门可以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传递防汛情况；州县主管防洪的官员每年六月初一到八月底要上堤防汛，平时分管官员也要轮流上堤检查；沿河州县官吏防汛的功过都要上报；河防军夫有规定的假期，医疗也有保障；堤防险工情况要每月向中央政府上报等等。《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趣味历史
快马昼夜狂奔500里 “水报”预警站站相传
古代黄河经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遣人急送下游，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快马一昼夜狂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多会自觉避让。
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据说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很独特，用大羊的皮做成，浸以青麻油，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可谓九死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