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但是现在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是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的。
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
2015年4月，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传出消息，针对空气质量监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环保部决定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2016年10月21日，西安市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称，就是在这种从中央到省、市严格要求、交叉检查的情况下，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长安区监测站）竟然进行数据造假。
棉纱堵塞采样器 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
据知情人介绍，长安区监测站为全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其监测数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会直接收集到，如果数据存在造假影响比较大。这位知情人介绍，作为国家环保部门直管的监测站，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绝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武汉某公司进行维护时，不经允许，非运维方工作人员不得擅自进入。2016年2月，长安区监测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调试的机会，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随后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行为败露 监测站内删除监控视频
据知情人介绍，本来空气采样器暴露在空中，探头通过吸入自然的空气进行监测，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就好比给采样器戴上了“口罩”，过滤了空气，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监测实时空气质量，说明白一点，就是过滤污染空气。作为国家监测总站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采用如此做法，数据发生变化后，引起国家监测总站的注意，于是派人前来检查。为防止事情败露，2016年3月，长安区监测站曾有将监控视频删除的行为。
10月21日，华商报记者来到西安邮电大学动力楼，楼顶上的监测仪器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想到是监测空气的。记者来到动力大楼后，由楼梯上到一层楼顶，楼顶有一座简易房子，透过窗户，看到一张床上放着3床卷起的被子，房间内脏乱不堪，看得出很久没有人居住。动力楼二楼楼顶，有一根高高的杆子，杆子上端有一个圆形球体，杆子旁边还有一个简易房子，圆形、方形等设备裸露在空气中，这些设备旁边有多个监控摄像头。动力大楼工作人员说，楼顶上的空气监测仪器，他们无权过问，有时来人检查也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知道前段时间上面仪器数据涉嫌造假，来了很多公安人员和调查人员。具体怎么造的假，他们不清楚。据了解，目前涉案的李某等人，被羁押在西安市看守所。
为保证数据真实 设多层关卡防人为干扰
据省环保系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其实在防范数据人为造假方面，国家还是设了多层关卡的：
第一关，是数据的“一点多发”。各地监测站的数据，在对社会自动发布时，会同步传输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间不存在时间差，内容也完全一致。所有站点都自动采集数据，实时对外发布，大家看到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都是最新鲜、最真实的。虽然受仪器故障影响，监测数据偶尔会有异常，但专业技术人员会在随后的审核过程中检查更正。
第二关，远程监控。一旦关键参数有异常，监控平台会自动报警，环保部门会派人检查。如果某一站点的数据明显异于其他点位，一般不会将其纳入统计结果，会去现场进行核实。
第三关，国家每年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前者是在不通知当地环保部门的情况下，直接派巡视员去站点，后者是不同省市之间的互查。
近年来，公众对空气质量高度关注。据西安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介绍，长安区监测站涉嫌数据造假，就是在“飞检”中查出来的。
多名官员涉嫌造假被警方带走
据了解，事发后，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被警方带走，目前主持工作的一名副站长也在请假当中。
让造假官员付出沉重代价
为了能当官、当大官、多当几年官，一些人处心积虑，年龄、学历、工龄、党龄等，无一不敢造假，以至于有的干部档案中，除了性别没有一处是真的。较之于这些人，冷立群似乎并非最恶劣的，但肯定无疑的是，如果不冒用他人的信息，他或许进入不了干部队伍。
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欺瞒组织。对党如此不忠诚不老实，受到相应处分，实属咎由自取。值得注意的是，其造假行为往往不是一次两次，时间跨度上也非一天两天，从普通党员到领导干部接受的档案审查也不是一轮两轮。从冒名转学报考，到工作后提交“更名”申请换回原名，再到后来多次提拔使用，25年来，冷立群冒名一事是从未被发现，还是发现了也没有影响其升迁？
显然，仅仅斥责造假者手段高明、隐藏甚深是不够的，这是不敢担当、推卸责任的表现。一次次顺利通过档案审查，相关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即便没有“放水”的故意，也难逃工作轻浮、失察失职的嫌疑。至于是否有领导授意，或者是否存在压根就不把其看作是对党不忠诚的行为，也都需要进一步调查反思。
更何况，造假并非一个人之力就能完成的。如果档案管理部门严守规定，没有相关部门或人员提供帮助，他连档案都拿不到，又怎能一人完成如此复杂的工程？这样的案例并不少，山西省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原秘书长王红英在档案造假过程中，就分别得到了时任太原市商贸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王秋兰和太原市财贸综合开发中心主任李某某的帮助。这表明，联合造假，假档案才容易“出炉”。
官员“造假”为哪般
1 “造假”花样翻新，目的却很“单纯”
随着党和人民群众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纪律规矩越来越严，监督越来越密，“造假”成为一些违纪官员规避监督的“障眼法”。通过梳理案例发现，虽然官员“造假”的内容和手段五花八门，但目的都是千方百计地捞取利益、保全自己。
——假档案，人为拔高自身条件以满足干部选拔任用要求。“三龄两历一身份”造假是官员谋求升迁的常用手法。2015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通报了对一名涉嫌档案造假骗官的处级干部进行立案调查。这名干部从外省调入之前仅为副科级，但通过年龄、履历造假“洗档案”，一跃成为正处级干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刘山鹰指出，干部选拔任用、领导退居二线都有具体年龄限制，很多干部为争取提拔、延长任期，往往不择手段将年龄改小，以至于出现部分干部的履历推算结果显示，读初中时就已参加工作计算工龄等怪象。
——假报告，谎报、瞒报个人有关事项，糊弄组织。今年3月，中组部下发通知要求加大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核查力度，包括扩大抽查比例到10%，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这一措施为干部行为套上紧箍，也使一些隐藏很深的贪腐分子露出了马脚。如此高压态势下，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收手，企图瞒天过海、混过组织的审查。
被立案审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莫涓曾为本人和其儿子办理假身份证，随意出国（境），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假表态，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阳奉阴违，台上反腐、台后贪腐。“腐败没有后悔药。”“官以不贪为宝，民以清官为宝。”“大贪是从小贪开始的，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全家腐’必然是‘全家哭’。”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反腐，而这些轰轰烈烈的反腐表态最终成为他自己落马的注脚。
王敏、万庆良……已查处的官员中有不少都在台前维持着“反腐斗士”的光辉形象，甚至于落马消息传出后，许多干部还颇感“意外”。这些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想通过摆出积极的姿态滥竽充数，从而转移组织的注意力、隐藏自身问题，然而再精彩的表演只是欲盖弥彰，假面具终会被党纪的利剑戳穿。
2 “造假”背后，是党性不纯的心理演变
中国矿业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金程认为，官员造假现象是由于官员存在侥幸心理，总想着“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适用纪律和规矩。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本质上都反映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造假者对纪律和规矩没有心存敬畏。
为求利益去冒险——贪婪、侥幸心理。贪图权位和名利，为了取得“位子”、保住“帽子”，达到个人提拔、延迟退休等目的，一些党员干部明明知道自己不符合条件，却依然想方设法改年龄、造身份。有的为了方便自己经商办企业或者个人享乐，摆脱纪律和规矩约束，假证件、假票据一应俱全。
随着大流走捷径——从众、跟风心理。一些党员干部看到有人通过造假获得提拔、升迁、调岗，也不甘人后走“捷径”。“别人都改，我不改不是要吃亏？”“那么多人改了都没事，我也要改。”有些党员领导干部面对不良风气害怕成为“异类”“被边缘化”，逐渐被“投机取巧走捷径，弄虚作假好做官”的潜规则同化，对组织虚与委蛇，对所谓“兄弟”掏心挖肺，台前照本宣科，私下妄议大政方针。
迫于形势装“两面”——伪装、粉饰心理。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监督问责等各项制度日趋健全，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日趋严格，一些官员为了平安着陆，成为一名“粉饰太平”的伪装者：家里放着上亿现金却“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前脚高唱“清廉自守”，后脚潜入会所大吃大喝；白天向组织拍胸脯坚决落实，晚上就在饭局上坦白意思意思就行了……
专家指出，不管是贪婪下的主动造假，还是迫于形势的被动伪装，官员“造假”形形色色的心理动机归根结底是党性不纯，信念不坚，是对纪律和规矩的漠视，让个人欲望和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把“对党忠诚”这一基本要求抛在了脑后。
3 严纪律，强党性，用制度打“假”较“真”
造假，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它不仅触犯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组织纪律的有关规定，更违背了对组织的忠诚原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这种行为，必须坚决予以纠正、遏制和打击。
要对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党纪教育，尤其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时刻把自身置于纪律和规矩框架之下，牢记“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政治要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等专家提出，应建立干部档案数据库并全国联网，即使干部异地交流也能实现查询。改变人事档案的“黑箱”化管理模式，加大干部基本信息的公开力度，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提高造假成本。既要追究造假者的责任,更要追究档案管理者以及授意或参与篡改、造假的相关人员的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擦亮执纪的火眼金睛，不被官员刻意营造的表象所迷惑；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发现涉嫌“造假”问题，立即调查、纠正，严肃处理。
对官员“造假”行为“较真”已成为制度性的常规工作。王岐山提出，巡视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方式方法，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中就已经使用这一巡视手段——看看报告得实不实，查出来的问题和报告的情况能否反映问题线索，借此把“老虎”和“苍蝇”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