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多位重量级专家集中在媒体撰文，历数我国近年来的科技成就，有的媒体也在密集地宣传科技重大专项的成绩，这些都被解读为正在让中国从跟跑到领跑转变的科技成就。
中国科技实现的历史性进步有目共睹，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已经取得的创新成就。但另一方面，要衡量中国是否已经从跟跑变成了领跑，则不应该仅仅限于展示已取得的具体成绩，或者仅仅使用计量指标等数字评估，而需要放眼到科学与经济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多视角、多维度审视自己科技发展的状况。
创新成果“井喷”源于国力提升
在谈及创新成果方面，最近有专家总结了几大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加速赶超；让人振奋的工作包括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以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返回式卫星“实践十号”和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等。二是战略高技术持续突破；包括“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交会对接；“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深达10767米等科技重大项目成绩显著。三是区域协作创新，以及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支撑引领作用。
尤其让人欣慰的是，上述成果的出现正呈现加速度的趋势，但这是需要资源投入和长期积累才会有的产出，本质上与国力提升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成果让人骄傲，但如果要衡量自己的领跑能力，对是否领跑，如何领跑以及领跑的效果做出比较中立和综合的评价，首先有必要考虑哪些成果是体现科学原创性的研究；哪些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载体，还有哪些是企业层面的应对技术竞争的研发。就科学原创性而言，还要考虑是否具有系统性能力“批量生产”原创性科学成果或科技，以及生产了原创性成果后，是否有能力对产品和学术市场进行引导。
要分门别类测评领跑主体
在考虑回答上述问题时，首先有必要分别对待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大科学工程的成果和革命性的技术成果。
就原创性的科学成果而言，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这一类成果的数量仍相对稀少，而且，即便有，我国科学家的工作也主要是观察、验证、肯定前人已经提出的理论或假说。仅仅如此，显然还远远不够。
我国近年来在国家大幅增加研发资金的前提下，不断有新的大科学装置落成。从等离子体人造太阳到FAST到“海斗号”无人潜水器，这些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国科学的吸引力。
但就目前情况而论，以大科学装置来说明中国科学具有了领跑能力，则证据并不充分。只有以中国科学家为主的团队积极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解决了困扰世界科学界的共性问题，并在解决问题同时发现了需要世界科学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方向，我们才能说自己具有了领跑能力。否则，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具有了建造跑道的能力。
此外，我们的高铁、航天以及国产大飞机的成功试飞也是令人骄傲的重大成果。但迄今为止，大飞机还处于追赶阶段；航天一方面受限于技术封锁难以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其成果的民用转化还很有限，也难以成为世界的领跑者。另一方面，用高铁和大飞机来说明创新领导力也有不妥当之处。以高铁为例，中国广袤的国土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为这种集成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国土广袤、经济高速发展和在发展高铁前人们的出行方式还没有被锁定这些特定条件，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
实际上，中国已取得更加令人欣慰的成就，在于中国制造的电子通讯类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以及这种占有率背后体现的超强的集成研发和生产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这种能力还会越来越强。但既然是集成，往往要建立在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已取得的个别性成果的基础上。在这样的领域，用领跑一词，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科技政策是否助力领跑
中国科技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过渡，就需要科技政策的强有力支持。这种支持，不能仅仅体现在资助数量的提升和资金额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基础科学领域，需要有能力鉴别学术的发展方向、承担该方向失败的风险和压力，以及替科学家节约事务性投入的魄力和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则能将天使投资者的雪中送炭的职能与促进新技术应用的社会管理职能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
随着国力的增加，我们对大科学装置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提升。但客观地讲，现有支持仍然是建立在“追踪+强化产出”的路径上。2016年最激动人心的科研发现无疑是LIGO发现引力波。但正如笔者采访国科大副校长、太极工程首席科学家吴岳良院士时，他所感慨的那样，美国科研资助机构对引力波探测20年如一日的支持让我们意识到科技政策改革的重要性。目前，我们让资助机构承担风险支持前瞻性探索的条件似乎仍然不具备。
在高科技战线，中国已是硕果累累。但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政策与国家科研经费驱动的作用是如何体现？我们看到，不论是技术革新还是设备替代，更多的是满足于对既有技术的利用，而不是完全开创新的技术。实际上，即便是宣称把握未来技术发展的风险投资，在中国也压倒性地以投资商业模式著称，而不是以投资开创性技术为主。不论是当年投向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还是现在下注滴滴与共享单车，都体现了这种模式。
我们不否认商业模式对于市场和盈利的重要性，但仅就科技领跑而言，我们需要让科技政策替代私营部门的这种投资模式，使中国的原创性高新技术得到颠覆性发展。
科技、教育与社会有待融合
不仅如此，与科研资助和工业研发体制一样，我国的教育体制也是高度符合模仿、赶超（以及技术升级）模型的。这一点，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有精彩的说明。在他看来，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这就让创新人才还很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性力量。
实际上，科技创新要实现领跑，需要作出配合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科技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社会的合理参与以及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都是必要条件。科技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看起来是让社会更多享受科技成果，但实际上，是要将社会需求有效地反映成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上。
科技进步如果不能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结合起来，也会对科技的领跑能力构成很大挑战。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不过是少做点科普，但实质上说明社会作为整体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力很小，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的应用和可持续性都会受到影响。
（作者系康奈尔大学博士生候选人）
最近，国内多位重量级专家集中在媒体撰文，历数我国近年来的科技成就，有的媒体也在密集地宣传科技重大专项的成绩，这些都被解读为正在让中国从跟跑到领跑转变的科技成就。
中国科技实现的历史性进步有目共睹，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已经取得的创新成就。但另一方面，要衡量中国是否已经从跟跑变成了领跑，则不应该仅仅限于展示已取得的具体成绩，或者仅仅使用计量指标等数字评估，而需要放眼到科学与经济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多视角、多维度审视自己科技发展的状况。
创新成果“井喷”源于国力提升
在谈及创新成果方面，最近有专家总结了几大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加速赶超；让人振奋的工作包括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以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返回式卫星“实践十号”和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等。二是战略高技术持续突破；包括“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交会对接；“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深达10767米等科技重大项目成绩显著。三是区域协作创新，以及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支撑引领作用。
尤其让人欣慰的是，上述成果的出现正呈现加速度的趋势，但这是需要资源投入和长期积累才会有的产出，本质上与国力提升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成果让人骄傲，但如果要衡量自己的领跑能力，对是否领跑，如何领跑以及领跑的效果做出比较中立和综合的评价，首先有必要考虑哪些成果是体现科学原创性的研究；哪些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载体，还有哪些是企业层面的应对技术竞争的研发。就科学原创性而言，还要考虑是否具有系统性能力“批量生产”原创性科学成果或科技，以及生产了原创性成果后，是否有能力对产品和学术市场进行引导。
要分门别类测评领跑主体
在考虑回答上述问题时，首先有必要分别对待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大科学工程的成果和革命性的技术成果。
就原创性的科学成果而言，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这一类成果的数量仍相对稀少，而且，即便有，我国科学家的工作也主要是观察、验证、肯定前人已经提出的理论或假说。仅仅如此，显然还远远不够。
我国近年来在国家大幅增加研发资金的前提下，不断有新的大科学装置落成。从等离子体人造太阳到FAST到“海斗号”无人潜水器，这些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国科学的吸引力。
但就目前情况而论，以大科学装置来说明中国科学具有了领跑能力，则证据并不充分。只有以中国科学家为主的团队积极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解决了困扰世界科学界的共性问题，并在解决问题同时发现了需要世界科学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方向，我们才能说自己具有了领跑能力。否则，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具有了建造跑道的能力。
此外，我们的高铁、航天以及国产大飞机的成功试飞也是令人骄傲的重大成果。但迄今为止，大飞机还处于追赶阶段；航天一方面受限于技术封锁难以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其成果的民用转化还很有限，也难以成为世界的领跑者。另一方面，用高铁和大飞机来说明创新领导力也有不妥当之处。以高铁为例，中国广袤的国土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为这种集成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国土广袤、经济高速发展和在发展高铁前人们的出行方式还没有被锁定这些特定条件，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
实际上，中国已取得更加令人欣慰的成就，在于中国制造的电子通讯类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以及这种占有率背后体现的超强的集成研发和生产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这种能力还会越来越强。但既然是集成，往往要建立在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已取得的个别性成果的基础上。在这样的领域，用领跑一词，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科技政策是否助力领跑
中国科技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过渡，就需要科技政策的强有力支持。这种支持，不能仅仅体现在资助数量的提升和资金额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基础科学领域，需要有能力鉴别学术的发展方向、承担该方向失败的风险和压力，以及替科学家节约事务性投入的魄力和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则能将天使投资者的雪中送炭的职能与促进新技术应用的社会管理职能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
随着国力的增加，我们对大科学装置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提升。但客观地讲，现有支持仍然是建立在“追踪+强化产出”的路径上。2016年最激动人心的科研发现无疑是LIGO发现引力波。但正如笔者采访国科大副校长、太极工程首席科学家吴岳良院士时，他所感慨的那样，美国科研资助机构对引力波探测20年如一日的支持让我们意识到科技政策改革的重要性。目前，我们让资助机构承担风险支持前瞻性探索的条件似乎仍然不具备。
在高科技战线，中国已是硕果累累。但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政策与国家科研经费驱动的作用是如何体现？我们看到，不论是技术革新还是设备替代，更多的是满足于对既有技术的利用，而不是完全开创新的技术。实际上，即便是宣称把握未来技术发展的风险投资，在中国也压倒性地以投资商业模式著称，而不是以投资开创性技术为主。不论是当年投向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还是现在下注滴滴与共享单车，都体现了这种模式。
我们不否认商业模式对于市场和盈利的重要性，但仅就科技领跑而言，我们需要让科技政策替代私营部门的这种投资模式，使中国的原创性高新技术得到颠覆性发展。
科技、教育与社会有待融合
不仅如此，与科研资助和工业研发体制一样，我国的教育体制也是高度符合模仿、赶超（以及技术升级）模型的。这一点，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有精彩的说明。在他看来，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这就让创新人才还很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性力量。
实际上，科技创新要实现领跑，需要作出配合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科技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社会的合理参与以及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都是必要条件。科技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看起来是让社会更多享受科技成果，但实际上，是要将社会需求有效地反映成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上。
科技进步如果不能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结合起来，也会对科技的领跑能力构成很大挑战。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不过是少做点科普，但实质上说明社会作为整体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力很小，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的应用和可持续性都会受到影响。
（作者系康奈尔大学博士生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