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患者对中国医生充满信任。
作者进入埃博拉病房前。
为“埃博拉老奶奶”检查。
编者按
就在我们的朋友圈纷纷被“雾霾”刷屏的时候，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也曾引起过我们的焦虑——埃博拉。从“非典”，到“甲流”，再到埃博拉，自从进入21世纪，似乎每隔几年，潘多拉的盒子就会开启一次，为整个地球蒙上一层阴影。面对这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疾病，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我们的国家又担负起了什么样的责任？让我们跟随一位中国军人的脚步，重回2015年埃博拉肆虐的非洲大地——
“抗埃训练”
光听听11件防护服、36道穿脱流程、10条原则要求，头就已经大了。这种“耐热”训练无异于在三伏天穿羽绒服逛大街。
2015年11月25日，全国援非抗埃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主席台上那些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讲述的故事，又将我的思绪拉到了那个炎热无比、贫穷落后的西非，想起那个涂炭生灵的超级病毒埃博拉。
埃博拉，本是非洲一条静谧的河流，甘甜的河水不知养育了多少人。只因39年前，它流经的前扎伊尔国（现刚果金）北部扬布库村爆发的一种让人七窍流血的怪病，“埃博拉”竟成了超级病毒的代名词。说它是“超级病毒”一点也不过，提起2003年的“非典”，大家可能还心有余悸，SARS病毒属于三级病毒，而埃博拉的病毒等级更高一级，一旦感染埃博拉，发病时间很快，两三天就有可能致人死亡。
而自2014年爆发于西非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的埃博拉疫情，是埃博拉病毒被发现近40年来最广泛、最复杂和最严重的一次大爆发。
埃博拉如同穷凶极恶的猛兽，所到之处，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家庭支离破碎。面对死亡，有的人选择离开，有的人却正在赶来。正如非洲人民中流传的那首歌《消灭埃博拉》中唱到的：埃博拉肆虐/人民饱受痛苦/我们祈求上帝/让埃博拉离开我们的国家/远离我们的人民/离开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最终杀死埃博拉/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彰显我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人道主义精神，2014年9月起，302医院由优秀医务人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分三批赴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病毒。援塞抗埃如同一场接力行动，疫情不结束，一批又一批抗埃战士始终在准备着。2014年10月15日，第二批援塞医疗队开始组建，得知消息我很快递交请战书，有幸成为医疗队预抽组队员，也参加了第二批援塞医疗队第一次指挥组会议。想像自己能作为一名军人上前线，战斗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一晚我失眠了。谁知，老天爷像跟我开了个玩笑，正当我准备参加第二次指挥组会议时，有人竟告诉我被“开除”了。郁闷之后，我想组织有组织的考虑，只要能为援塞医疗队服务，身在前方后方都一样。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时间很快来到了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这时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开始抽组，有人见我就问：“你准备好了吗？”我笑着点头。直到2014年12月15日那一天，听到队员名单中我的名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终于落了地——我如愿成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的成员。
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有句顺口溜这样形容塞拉利昂人的生活状况：“穿衣一块布，吃饭靠上树，经济靠援助”。要去这样的国家，做好各种准备必不可少，出国前我在筹备物资时就要想得细而又细。在我看来，抗击埃博拉不仅仅是一场国际大救援，更是一场生死大考验。习主席给全体抗埃队员提出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要求，面对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异常凶狠的埃博拉病毒，哪怕是一个不经意的小疏忽，都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所以出国前抗埃训练是严而又严。
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气温已到零下。然而，在302医院模拟培训中心，为模拟非洲疫区高热环境，室内竟用暖气吹、火炉烤，温度高达35摄氏度，我与队员们身穿体能背心裤衩，正在“炎炎夏季”反复进行着穿脱防护服训练。我要小心翼翼地穿戴上N99医用防护口罩、防护帽、护目镜、一次性防护服、两层手套、防水隔离衣、面屏、防水雨靴、靴套等11件防护用品，还要经过36道穿脱流程，每脱一件防护用品都要用消毒液对双手进行一次消毒，并严格遵照从上到下穿戴、口罩先戴后摘、穿脱不颠倒等10条原则要求。
对于一个非医学专业人士来说，光听听11件防护服、36道穿脱流程、10条原则要求，头就已经大了，况且还要在高温环境下展开工作，穿着臃肿得如同熊猫一般，走路不但不方便，呼吸也很困难，不一会儿，身上已是大汗淋漓，这种“耐热”训练无异于在三伏天穿羽绒服逛大街，真是要命！
然而，要命的事情还有洗手，这里的“洗手”可不是简单地把手打下肥皂、用水冲洗一下，而是按照步骤，从手的内侧外侧、指间内外侧、大拇指、指尖、手腕等部位进行消毒清洁，整个穿脱过程至少要洗10次手，简直把手洗脱皮了。
纵然抗埃路上，布满着荆棘，潜藏着危险，但我与队友并肩作战，一起前行，险并坚守着，累并快乐着……
初入疫区
“前面门口有一摊血迹！”“抬起脚，不要踩着血迹，直接迈过去。”“刚才那位患者病情严重，口吐鲜血，不幸去世了。”
2015年1月13日的夜很黑，然而，302医院院内却是灯火通明，战友、家人都来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先遣队员送行。那一天，我似乎有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感觉，然而就要出门的时候，2岁的儿子却不让我走，哭着喊着要我陪他一起玩，无奈我只好撒谎说去办公室才得以脱身。随着一声“出发”的口令，队员们陆续向大轿车走去，这一刻，亲人离别的场景令人动容：拥抱、挥手、呐喊……这时，我的一位老战友从河南发来信息，很短但很震撼，“兄弟，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抬头望着窗外送行的人群，人头攒动中我竟然发现了妻子，她没有挥手，而是默默地看着我流泪……
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从北京出发，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穿越太平洋、大西洋两大洋， 坐飞机、乘快艇、搭汽车，历经30小时的颠簸，行程17000公里，终于来到了西非塞拉利昂。我们来不及休整，向着疫情重灾区挺进、挺进！
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向东南方向出发，沿路能看到一片美丽的海洋，翻滚的水浪拍打着岸边，戏水的非洲小伙和姑娘们在尽情地冲浪，接着穿过一片繁华的小镇，在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二手汽车，错落复杂的店铺，头顶货物沿街叫卖的小贩，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真人“维纳斯”横躺在马路边上睡大觉，一个穿着制服略显牛气的交通警察指挥着交通，一路倒是没有看到一个红绿灯。
我禁不住自问，这里有埃博拉吗？这是疫区吗？然而，在沿街的墙上，你会不时地看到抗击埃博拉的标语和宣传画，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Ebola is real！”，意思是说埃博拉是真的！
翻过一座座连绵的群山，穿过一两个村落，终于，在路上或是山边，能看到一些零乱破落的茅草屋和锈迹斑斑的铁皮房了，还有一些头顶货物的黑人和衣不掩体的儿童……
在一个名叫科索的小镇上，有一座被当地人视为救星的现代化医院，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救治埃博拉患者的地方——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这是一所中国在2012年援建的医院，2014年8月，因为这里收治了一位埃博拉感染者，病人死掉了，吓跑了几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时隔一个多月，我军首批援塞医疗队来到这里开始收治埃博拉患者。
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的门前，每天都会有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放下一批待诊的患者，又匆匆离去。留观诊疗中心就像一个生与死的中转站，每天有新送来的患者，有治愈出院的，也有死亡的。在这里，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埃博拉是真的”。
抵塞后我多次要求深入埃博拉病房拍摄第一手资料，医疗队领导也许出于埃博拉的危险和医疗队自身安全等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我的请求。直到半月后的2月1日，我才被批准进入埃博拉病房。事先我把照相机、摄像机用专门的袋子裹了个严实，然后自己再穿上防护服，把自己裹个严实，第一次走进埃博拉病房，因为有同生共死的战友相伴，自己没有丝毫的胆怯。我手持摄像机，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会儿摄，一会儿拍，记录下队员与埃博拉战斗的瞬间。那天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队友们看我步幅过大，一个劲地劝我行动要慢些再慢些，减少体能消耗。
“前方是埃博拉重症患者的病区，千万不要触碰任何东西！”同行的医生告诉我，我顿时警觉起来，“前面门口有一摊血迹！”“抬起脚，不要踩着血迹，直接迈过去。”“刚才那位患者病情严重，口吐鲜血，不幸去世了。”
与埃博拉战斗，死亡就在身边，危险就在眼前。这种以接触传播为主的病毒，它的威力超强，致死率高达90%。据说被感染者的1毫升血液中含有1万至100万个埃博拉病毒，哪怕是咳嗽喷出的一点唾液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听队员讲，上一次疫情流行时，7位患者就是由于参加葬礼时共用同一盆水洗手而染病死亡。
在病房里，我看到埃博拉患者痛苦的表情，有的已经虚弱得连睁眼都困难。在埃博拉面前，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死可能就是一瞬间。等医护人员查完房，我们回到半污染区时，我的脸上、胳膊上、手上、后背上已经满是汗水，疲惫的我竟忘记怎样正确脱防护服，在队友的提示下，我按照墙上画的穿脱防护服流程，才将11件防护用品一步步地脱下来。当脱掉口罩的那一刻，我感觉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的幸福啊！走进淋浴间，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被我一饮而尽。
最难忘的大年夜
穆苏老奶奶时不时去抠脚，细看不禁让人作呕——原来她的脚趾缝里有伤口破裂感染流脓，令人头皮发麻的蛆虫正从她脚部溃烂的伤口不断爬出……
在抗埃的日子里，队员们与时间赛跑，与疫魔博弈，只要患者有一线希望，也要尽百分百的努力救治。2015年1月20日，一位名叫富拉尼的小女孩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被送到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瘦小虚弱的她躺在一张大床上，11岁的富拉尼看起来像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队员们心疼极了，在全力救治她的同时，还拿出从国内带去的熊猫玩具逗她玩，后来富拉尼被成功救治，“熊猫宝贝”也成了她爱不释手的玩伴。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富拉尼和“中国爸爸妈妈”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我发誓一定要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录下每一个感人的瞬间。
我清楚地记得再次进入埃博拉病房，那是2015年2月18日，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国内的人们正在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的到来，我却要记录下队员们春节在非洲坚守岗位的画面。由于我前期超负荷工作，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头发也白了不少，那段时间身体频频发出“警告”。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出现了晕厥的现象，一阵阵地头昏脑涨眼花，队友们怕我身体吃不消，都一个劲儿地劝我先不进病房了。看到队友们为了非洲埃博拉患者无私无畏的表现，我没有理由先倒下，坚持一定要进入病房。
这次，队长下令让我进病房时间最多不超过40分钟，并且有人全时监控我的身体状况。有了上次进病房的经验，我在这次进病房前一口气就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以便更好地维持体力和水分。上午8点，医疗队早交班后，我和8名队员穿好防护服进入了病房，当时温度计显示为零上30度。不一会儿，大家就走上了各自的岗位，有的消毒，有的接诊，有的查房，有的拍片，有的配药，有的送药，有的喂服，有的输液，有的检测，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这一天，医疗队还为每位埃博拉患者送上了新春贺卡和礼物，祝福他们早日战胜病魔。每位患者看上去都很高兴，他们说知道中国的春节。在这里我看到了队员们常提到的聋哑儿童“小西塞”，他刚来时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大伙儿集思广益，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西塞，就是西非塞拉利昂的意思。队员们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行动有些不方便，但还是亲自给他冲上一杯浓浓的营养素，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口中。小西塞抬起那瘦弱的小脸，冲着大家腼腆地笑了。
在病房里我还看到了年轻小伙卡马拉，当他接过队员们送给他的新年礼物时，一直都在说谢谢。我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是卡马拉那双略带湿润的大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直直地盯着中国医疗队员，我想尽管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是相通的，他那眼神中流露出的尽是对中国医疗队员说不尽的感激。卡马拉明天（中国的大年初一）就要康复出院了，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送给中国医疗队员最好的新年礼物。
这时，病房外队员拿对讲机不停地呼叫，“进病房1小时了，该出来了！”按照医疗规定，人进入埃博拉病房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否则身体就可能会出问题，尽管当时我早已疲惫不堪，汗流浃背，但一直不肯放下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为的就是留下最珍贵的抗埃影像资料。“1个半小时了，赶紧出来！”“已经2小时了，必须出来，再不出来就出事了！”
2小时后，我拖着几近虚脱的身子走出了病房，又是咕咚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一天，当我们回到驻地吃年饭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那时北京时间已是除夕晚上9点多了，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1个多小时了，坐在饭堂里我无心看春晚，草草扒拉了几口饭，回宿舍赶紧整理在埃博拉病房里拍摄的素材，等整理好已是下午4点多，此刻已是北京时间除夕夜里12点多，这时我才想起过年要给家人打个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也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和状态过春节，忙碌而充实。值得高兴的是，后来队员们坚守岗位的新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让亿万观众看到了抗埃队员的无畏与艰辛。
半个月后的3月5日，我再次请求进入埃博拉病房。这一次，我见到了一位老奶奶，她叫穆苏，头发花白，已经80岁了，在塞拉利昂平均寿命只有45岁，穆苏老奶奶算很高寿了。来时穆苏老奶奶是被轮椅推着送进医院的，她渐渐陷入昏迷，生命岌岌可危。医疗队为穆苏老奶奶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案，全体队员以生命守护生命，终于将这位治疗年龄最大的埃博拉危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中国有句老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队员们看到穆苏老奶奶很亲切，总想和她多聊会儿，这时李医生看到穆苏老奶奶时不时去抠脚，细看不禁让人作呕——原来她的脚趾缝里有伤口破裂感染流脓，令人头皮发麻的蛆虫正从她脚部溃烂的伤口不断爬出……看到这里，医疗队的队员们一不怕脏，二不怕感染，俯下身子帮老人脱去污染的衣服，擦净身体，再用双氧水一遍又一遍冲洗伤口。穆苏老奶奶眼含泪花，她说：“和我一起感染埃博拉的人都死了，因为有你们的精心治疗，我活了。非常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是啊，埃博拉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但无法阻隔心与心的融合。3月11日，听说医疗队要走，已经康复出院的埃博拉老奶奶穆苏专门让家人陪伴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赶来为恩人送行。
时间如梭。转眼间，我从抗埃前线回国已经10个多月了，塞拉利昂也已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当地的人民唱起了自编歌曲《拜拜了，埃博拉》。听到新闻的一刻我激动得几乎无法言语——祝愿埃博拉病毒不会再来，祝愿非洲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愿中非友谊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