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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提案
用“互联网+”破除医院的“围墙”
“我有一个尖锐的意见。”在贵州团举行的全团会议上，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代表说，“医疗改革的不尽如人意，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医生成为了固化在公立医院的资产。”
王伟表示，对于此前的医改，老百姓的获得感并不好。大医院人满为患，越建越大，甚至出现了万张床位的医院；小医院无人问津，医生水平很难提高。
虽然国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王伟认为，医院为医生设立了高高的“围墙”。“医生被医院当成私有财产，要走出去障碍重重。好的医生资源不能充分、合理地在市场中流转，是阻碍医改的重要原因。”他说。
“医生应该属于社会。”王伟觉得，要更强化医生的社会资源主体，配置医生资源，市场比行政命令更高效。
在王伟看来，互联网医疗是解决的途径。他也将着力点投向于此，经过两年布局，他的互联网医院有望于今年4月启动。
“互联网医疗的核心是重新构建医疗诊疗服务流程，重组医疗资源，形成分级诊疗体系，让病人‘小病不出县，大病不出省’。”王伟说，该服务主要针对下级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重症，由上级医院通过网络形式指导下级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可以对下级医院医生起到帮带作用，也可以增加上级医院医生的合法收入。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对“互联网+”在医改中的作用予以肯定。腾讯公司CEO马化腾代表表示，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进入到医疗健康服务领域，推出了越来越多便民利民惠民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比如互联网健康咨询、移动健康智能设备、微信平台的智慧医疗等。他认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有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民众健康水平。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委员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互联网医院”模式的调研、支持和推广。
郭广昌说，目前国内已有不少互联网＋医疗的创新举措，比如“乌镇互联网医院”模式。经过调研，乌镇互联网医院模式相当于在空中架起一张网，与现有的医疗、医药、检查等资源对接，形成线上协作与线下工作密切结合的模式。“事实表明这个平台让患者和医生之间实现了更加便捷的连接，医生的价值也得到了更阳光的体现方式，还把久推不动的多点执业政策带活了，诸多难题初步得到解决。”他说，可以将这样的成功案例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
不过，很多老百姓对使用互联网医疗的兴致不高，郭广昌认为，一大原因在于医保尚未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进行覆盖。他建议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在在线医保、医药服务如医保药品在线报销等方面进行开拓性尝试。
“相关部门还应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建立统一标准的精准医疗大数据库平台，推动精准医疗早日惠及大众。”郭广昌说。
两会代表建议：“互联网+出行”是新业态
每年两会，交通问题必定会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焦点，今年，代表们更是剑指“互联网+交通”，强烈发声关注其中的网络约车板块。
虽然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早在去年就表示专车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即将推出，但是近半年过去了，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依旧姗姗未来。有业内人士也透露，办法制定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以及办法制定时的多方考虑，使得暂行办法难产。也有媒体透露，暂行办法中将把专车纳入出租车体系管理，使得众人沸议。不少人大代表在此次两会中多次发声，希望专车规范管理能够从专车自身角度制定，进行“创新监管”。
创新监管模式推动“互联网+交通”发展
网络约车、定制公交、顺风车、拼车，如今，这些“互联网+交通”催生出的新生事物正逐步丰富着人们的出行方式。在享受更加便利和优质服务的同时，网络约车存在的资质不明、权责不清、缺乏监管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针对网络约车，政府应如何监管，全国政协委员孙红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创新监管模式推动“互联网+交通”发展》的提案。
“网络约车的出现，为交通行业解决遗留问题带来了难得契机，为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提供了技术手段。”孙红委员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快行业管理创新，以优化监管模式为导向，树立平台治理理念，助推与人民群众便捷出行、绿色出行和安全出行意愿相符的监管方式与政策，为“互联网+交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孙红委员认为，政府应赋予大型平台企业更多主体责任，探索建立“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机和车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对平台企业注册资本、运营质量、安全责任、数据保护和赔付保障等进行规范与监督，以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和权益落实。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鼓励行业自律。
“由于网络约车与出租车的技术手段、业务属性与商业模式不同，不宜完全等同管理。”孙红委员认为，可参考国外经验及我国电信业务分类管理制度，将网络约车与出租车分类管理，对网络约车等新兴业态实施包容性管理。建议通过立法让平台承担更多责任，通过保险创新解决理赔和安全问题；对出租车继续实施许可管理，保障广大群众基本出行需求；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
代表建议：不应让网约车司机专职化
杨传堂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式前经过“部长通道”时向记者表示，专车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已经制定。在被问及出台时间时，杨传堂称，“我比你们都着急，越快越好”。由于网络约车这项新生事物与很多人的生活相关，在本次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都准备了相关议案、提案。
去年10月，当人们还在争论上海市交通委向滴滴出行专车平台颁发首个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证是好是坏的时候，交通部的一纸新规让专车乃至整个汽车共享经济在中国健康成长的幻想破灭。
近日，交通部在内的多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两份方案征求意见一个月时间。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两份都是征求意见稿，理论上还可以修改，但是基本上体现了管理层的态度以及未来这个市场的方向。
而纵观《办法》内容，专车新规似乎更是用来拷打专车行业，而整个行业的未来也因为此《办法》的内容，变得更加坎坷。
不过，有多位人大代表表示，政府对网约车的管理基本上沿用的是对出租车的管理方法，即网络平台、汽车公司以及个人要分三头进行申报审批。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施杰就准备了一份《关于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建议》的提案。他表示，《指导意见》规定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从而将新业态纳入出租汽车管理范畴，构建新老业态共存的多样化服务体系，值得肯定。但是，我国不同城市的规模、发展程度、拥堵程度、道路资源以及出行的供求状况均不相同，而且对网络预约车的监管尚无成功经验。
如果将传统监管方式直接移植到对互联网新兴业态的监管，可能出现“水土不服”，可能最终阻碍新业态的发展。
在“互联网+交通”领域，应结合国内外互联网平台治理经验，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改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管，探索建立“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机和车辆”的监管模式。
网络拼车模式获十部委支持
每年两会都有关于环保的话题热议，包括滴滴出行一直通过多种途径倡导绿色出行。在大力投放新能源汽车之外，滴滴出行还率先推出顺风车、快车拼车、滴滴巴士等多种环保有趣的出行方式，从分享一辆汽车到分享车上的每一个座位，最大化地利用了社会资源，在没有增加道路资源的消耗的同时提高了运力，在节碳减排、提高城市运能、丰富出行体验、促进行业升级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
《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出具的数据显示，仅快车拼车和顺风车两个产品，滴滴出行每日就能为城市减少114.3万辆次车出行。每天减少的这114.3万辆次车出行，相当于北京每天减少2.1%的私家车出行量，一年能节省5.1亿升汽油，减少1355万吨碳排放，相当于多种11.3亿棵树的生态补偿量。此外，春运期间，滴滴顺风车一共帮助了超过170万人次返乡、回城，成为春运重要的补充运力。
据悉，通过大数据的高效匹配，滴滴出行在提升打车成功率的同时，还明显降低汽车空驶率。以北京为例，滴滴出行平台上汽车空驶率仅为11%，远低于出租车31%的空驶率。如果北京地区全部出租车能达到滴滴出行空驶率，则相当于每天能多运送39万人次乘客，这样一年能节省1.17亿升汽油，即一年减少317万吨碳排放。
今年2月，相关部门领导就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态积极支持滴滴出行，近期发改委、中宣部、科技部等十部门还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对绿色产品消费、绿色服务供给、金融扶持等进行了部署，明确指出要支持发展共享经济，鼓励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有序发展网络预约拼车。作为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滴滴出行对共享经济的未来充满期待，也更有信心引领行业发展。根据滴滴出行平台披露的最新数据，2016年1月滴滴出行全平台的GMV首度突破8亿美元，超过整个北美地区移动出行的同期GMV（美国和加拿大共约6亿美元）。
网约车或提高低收入人群就业率
值得人注意的是，网约车的兴起，也对兼职以及全职就业提供了机会。
“你要想做网约车，就必须改成营运车；改成营运车后，8年之后就得报废，而且改完之后不能再改回去。”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由于90%提供网约车服务的都是兼职人员，如果要这些兼职人员把私家车改成营运车，那肯定不行，这些人或者就会因此退出兼职就业市场。
蔡继明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约车模式的优势逐渐显现。首先，以网约车为代表的“互联网+出行”是一种新业态，它不仅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方便，缓解出行难、打车难的难题，另外也解决了很多人员的就业问题。其次，从缓解环境污染来看，一辆网约车能够代替十几辆私家车，也就相应减少了私家车占领的路面，减少了汽油的消耗，也就减少了PM2.5的排放，对改善交通拥堵，提高空气质量功不可没。“要建立一种管理体制，即政府只管平台，由平台来管人、管车，这也是国际网约车普遍通行的准则。”蔡继明认为，只要管住平台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安全、赔偿、价格、投诉和质量管理等问题，并最终解决交通难题。
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尽管这一数据已是连续第七年下降，但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说明贫富差距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缓解就业压力、优化收入分配也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议话题。
作为“中国梦”一个缩影，在提高城市出行效率的同时，滴滴出行还提供了一个灵活就业的平台，为广大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体面工作机会。据悉，在滴滴出行平台，75%司机都是兼职司机，不同于传统企业雇佣模式和劳动力的全职就业模式，这些司机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以一种更加自由和灵活的方式实现额外创收。
在北京打拼了20多年的王自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40多岁的王自畔来自河南邓州十林镇，1995年他就和媳妇来到北京在酒仙桥附近卖衣服。去年春天，在儿子的推荐下，王自畔买了一辆别克GL8轿车，成为一名滴滴专车司机。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王自畔憨直、勤劳，虽然刚开始对新工作并不熟练，但很快，王自畔就喜欢上这个工作，“两三天就玩精了”。在他看来，除了增加收入，专车司机这个职业还让自己接触上了移动互联网，每天收拾得整整齐齐再出门，“也过得非常体面”。
滴滴平台上还有无数个善良勤劳的“王自畔”，滴滴出行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个平台实现梦想。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滴滴出行平台拥有1400多万个司机，有数百万的专车、快车、代驾、试驾的司机通过专职、兼职方式在滴滴出行平台上获取不菲的收入，滴滴出行直接创造了超过300万就业岗位。若是将和滴滴出行开展合作的4000多家租赁公司、汽车线下门店、汽车维修保养等服务带动的行业周边也考虑在内，滴滴出行平台撬动的就业机会远超300万个。
贯彻精准扶贫 “互联网+教育”形式落地
“地中海贫血患者家庭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高风险群体。”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李晓林把提案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地中海贫血”患者的精准扶贫上。（搜狐网2016年3月11日）
十三五最大的一块硬骨头就是要在十三五末期解决我们7000万贫困家庭或者绝对贫困的脱贫问题，而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要做到防止贫困代际相传。现在我们在精准扶贫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都是在硬件上下功夫，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贫困为什么会代际相传？不完全因为硬件问题，还是因为教育质量的问题，即使你给了他有一个初中文凭，他还是最底层的那个，还是未来相对贫困的人口。
这就要把教育的质量问题放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这其中主要是教师的问题，好的教师非常难在贫困地区长期的待下去。用传统的方式，这是解决不了的，但是有了互联网，有了我们的教育创新，我们已经可以把互联网和慕课用到贫困地区去。然而目前我们的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很可能会造成贫困的地区更贫困，它的教育质量更差。马太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移动“和教育”云平台是以服务国家教育均衡战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为目标,面向全国用户群体打造的集教育资讯、资源、应用、社区为一体的开放式教育云平台。平台初期以K12教育为切入点,围绕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真实的用户关系,构建知识点地图为核心的优质教学资源库,通过“智慧课堂”、“优学天地”、“家校共育”三大系列产品。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一群人、一个善良和团结的民族、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的力量是无穷的,“互联网+教育+扶贫”模式整合各方面资源,让人人公益成为可能,将有力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
“互联网+政务服务”让群众少跑腿不添堵
继去年提出“互联网+”概念后，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政务服务”。3月5日上午，总理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2016年的重点工作作了重要部署，其中“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尤为引人关注。总理强调“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
近日，中兴通讯副总裁鲍钟峻接受央媒记者采访，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进行解读。
“以前不是不想提供方便，而是技术上达不到，互联网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鲍钟峻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顺应了提升政府效能和信息社会发展的趋势。简政放权有两个重要的驱动手段：行政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支撑。审批时，常出现申请人遗漏材料的情形，过去只能再跑一趟。现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把个人材料放在云端，配合数字证书、指纹识别等信息安全手段，大大提高了群众办事效率和审批效率，做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鲍钟峻认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政府实现高效和阳光化的管理。“比如创业者办理企业登记，过去要5天甚至更多，现在可能半天搞定”。通过集中和共享数据，还可杜绝部门间相互推诿的“懒政”行为。鲍钟峻指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帮助政府在简政放权中平衡好“放”和“管”的关系，从“重审轻管”逐步变成“放管结合”和“精准监管”。政府放权，不代表政府监管职能的削弱，在给百姓提供便利的同时，不应降低政府的监管标准。信息化技术可帮助实现这一十分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通过对多渠道数据的挖掘分析进行更有效、更精准的监管。由此既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创新能力，又能保证社会的治理能力。
中兴通讯在政务服务方面，与银川市共同建设的智慧城市核心内容——智慧政务平台。智慧政务平台，探索出了为民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将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进行挖掘和整合，打造一个大数据平台。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的智慧政务系统建设，推进了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交换共享及业务协同，精简审批事项，优化流程，实行一站式办理，一口受理，集中缴费，提高了企业市民办事便捷性，使审批智能化，提高服务效率和公众满意度。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智能化改革与建设还远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中兴将尽更大的努力，让“智慧银川”的模式普及到全国更多城市，真正做到惠民便民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