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人的“二孩”：不敢生、排队生
不仅一些已婚已育求职者因为“婚育墙”而“起跑”受阻，不少在职场中“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们也同样面临着生育、二孩的困扰。
已经生育一胎的深圳市民徐媛(化名)告诉记者，如今她正准备二孩，但对于自己的工作却有着强烈担心。
“主要考虑是精力和工作强度的分配。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而且孩子越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就越大，站在家庭的角度我希望给孩子更多高质量的陪伴，所以如果工作强度大了便会产生冲突，反过来也担心因为二孩影响到工作。”
相比于徐媛已有“二孩”计划，因为生育期多与晋升期重合，“想生不敢生”则是许多育龄女性心中的真切感受。
在内蒙古电力系统工作的李乔(化名)，近日更新了她的微博。“以前不理解女人为何会在职场受挫，现在生完孩子快结束哺乳期的我彻底地懂了，何止受挫！”
李乔说，自己从2014年10月起休了半年产假，因此错过了不少活动、培训，和她同一批的不少员工在2014年底便获得了提拔机会，而自己只能在家里看孩子。而去年底，一起入职的同事已有人成为副局长、副处长，而李乔却只能在入职时的职位上原地踏步。
“我内心受到了一万点伤害，因为生孩子好多机会都错过了。原本我是有二胎计划的，但是这两年经历让我怕了。单位对中层干部年龄要求越来越年轻化，要二胎的话估计自己岁数就超了，所以还是搁置了二胎计划。”她说。
此外在各地，因为女性工作遇上生育，也碰撞出不少“奇葩事”。
日前，河南省商丘市某学校女教师在微博上晒出“奇葩”劳动合同引发热议。校方对育龄女教师列出“霸王条款”，称若因上学期怀孕导致下学期不能工作或中途辞职者，需为其他代课老师的代课费和招聘费“埋单”。
而在今年某省两会期间，一位医院院长在谈到员工生育、二孩等问题时就表达了她的无奈。她指出，本身医院年轻女性较多，现在开始出现扎堆生育的现象。对于这个棘手问题，她笑言只能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先后顺序，以保证不影响工作运转。
对于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上述问题，智联招聘杭州分公司总经理安杰分析：“首先不可否认女性确实会因为生理原因以及‘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职场的投入，而二胎又将带来双倍的三期成本，作为企业需要考量培育用人各项指标的成本，这也是影响双方利益的关键。”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马良认为，企业有用工自由，但目前国内女性用工的歧视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性别问题，延伸出的生育、休假等，组成了社会性歧视。而二胎对于加剧社会性歧视也有明显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此前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女性就业面临的障碍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社会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很多企业在当下的环境里，做到完全没有性别歧视很困难，且“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也一直在影响着女性的就业。
就业“打虎”需四方联手
面对“婚育”歧视这一长期存在于女性职场的“拦路虎”，如何有效“打虎”也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
在专家看来，企业需要用长远眼光衡量女性工作优势，普及以雇员为核心的新雇主经济主义。而女性就业者、政府及社会也需在保障平等就业方面联手努力。
安杰指出：“女性在职场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如亲和力、情感丰富、就业观点坚定、性格坚毅等，通过我们与很多企业雇主的交流发现，女性领导者在企业中拥有更强的忠诚度，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大的稳定性，这种坚定性能够把自己和企业带向更高的高度。企业的用工成本是可以预期的，并且不能只停留在表象上看，应将眼光放长远。”
“智联招聘调查显示，目前雇佣关系正在往以雇员为核心的新雇主经济转变，而‘尊重’成为员工最核心的诉求。”安杰说，从企业发展出发，企业需要转变旧思维，多维度考量，注重企业雇主品牌。具体要给予女性更多的职场福利、足够的职场尊重，提供平等宽松的发展空间，此外还要从细节上帮助女性解决现实问题，比如设置母婴哺乳室等。
对于女性就业者，安杰表示，其在发挥好自身特质基础上，要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培训，提升工作技能，从事可替代性较弱的工作。同时要争取家庭的支持，这对女性度过回归职场的适应期尤其重要。他同时认为政府与社会需要为女性职场发展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二孩政策为例，包括劳动法、劳工用工制度等在内的配套政策法规，都要尽快调整完善。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建议，女性生育成本应由个人、单位与政府共担。他认为，很多国家都有丰厚的生育补贴，鼓励妇女生育。中国也应该向这些地方看齐，逐步推进建立相应的生育补偿基金或者福利政策。
马良认为，在解决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上，政府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有很多手段，如立法、出台社会政策等，这两方面国家也在做。而政府现在还需要做的是加大司法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这是现在比较缺乏的。”
在社会层面，马良表示：“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更是社会主体，应当承担社会再生产中的社会责任，这需要全社会营造起一种文化。此外，我们还要提高女性争取权益的组织化程度，发育真正的社会组织服务权益受损的女性，对企业施加社会性压力，现在这种声音还太微弱。”
他最后指出，最关键的还是女性就业者的权益保护意识问题。“现在大家慢慢认为这种歧视很正常，把它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形成观念，如果真的遇到还应向媒体、社会及政府反馈。”(王逸飞)
